同学互助计划
牛津大学心理咨询服务的最大特点就是同学互助计划。有研究表明,学生在遇到大事小事时,经常会首先找同龄人倾诉和商量,因此作为学生福利给予的一部分,该计划于11年前在牛津展开。实施以来,牛津大学没有发生重大的心理事故。
参加同学互助计划的学生,需要接受一些正式的训练;但是参加训练的学生不应被训练成专业的心理顾问,也不应承担过度的责任。训练共分10次,每次3小时,涵盖的内容是让参与计划的学生能够帮助其他同学解决因为不同的个人困难带来的心理问题:怎样成为一个优秀的聆听者,帮助同学更好地适应各种社会、学习和人际关系;协助同学进行决策,但不要替他们拿主意;处理一些敏感问题,同时要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如何在必要的时候把寻求辅导的同学推荐给更高一级的专业人士。
经过训练,一个“有能力”的同学被培养出来:和蔼可亲,充满同情心;让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主导谈话;提出的问题是公开、清晰和基于平等基础上的;会使用总结的技巧,及时对别人的诉说进行概括,表明自己理解别人的困难;明白权利所在和自身的局限;明白不是所有的人都想改变,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明白保密原则是同学互助的核心……
相对于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的长期培养来说,同学互助计划操作起来简单得多,也更加节省培训成本。同时,由于同学之间生活的同步性,因而更能贴近同学,及时发现问题和反馈信息。
目前,同学互助计划业已成为牛津大学行政主导服务力量的有效补充,学生能够在发现同学问题方面,做到早报告、早干预,使心理健康咨询工作覆盖面更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助人自助,使心理咨询网络从学校、学院深入到学生群体中,形成课内与课外、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网络和体系。
学习“牛津模式”,但不能照搬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有一部分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但同时,我国和广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存在很大不足。目前广东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从业人员,一是数量不够,二是质量不高,专职人员少,兼职人员多,且大多数来源于学校德育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班主任、医务人员等。很多咨询员主要靠自己边干边学,通过一些短期培训就上岗,缺乏较正规的训练,职业化、专业化水平不够。
人力有限故而覆盖面狭窄,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的取向主要是纠正,大部分咨询工作都是守株待兔型,针对的只是学生中已经发生问题,特别是相当严重问题的少数人,而处于萌芽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预防和关照。
因此我们的高校里,的确应该在少数专业咨询人员外,动员、培训和组织其他力量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预防、预警及危机干预机制中来。但是,由于中国高校心理教育起步晚(广东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成熟程度和队伍水平与英国相比有较大差距。而且中国民族性格的内敛性决定了学生不愿在一般同学面前透露隐私,不愿主动敞开自己的心扉,据调查,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学生大约只占总数的1%-3%。所以,推行同学互助计划目前在广东还行不通。
师生互助计划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广东高校的心理咨询工作难以满足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而短期内培养如此众多的专业心理咨询工作者,目前又做不到。因此,借鉴“牛津模式”,我们提出“师生互助计划”,其核心就是将任课老师纳入高校心理教育队伍,以完善大学生心理教育网络。
中国一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任课老师与学生接触时间多,交流沟通频率较高,对学生了解,容易接纳学生和被学生接纳;学生有很强的向师性特点,对老师有很强的情感依赖心理,愿意向老师倾诉意愿。加之任课老师在知识水平和道德操守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学生当中有比较好的信誉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帮助学生解决日常的心理问题。
同样,参与该计划的老师也必须接受相关培训,主要是让老师学会:使用合适的倾听和问讯技巧,让学生有机会倾诉自己的烦恼;在谈话中,要把焦点放在寻求帮助的学生身上;识别什么时候是给予建设性意见的合适时机;让倾诉者明白自己的能力和资源限制;知道何时可以寻求另外服务的协助,并及时将学生转交给专业机构和人士……
最后,师生互助计划要获得实施,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法律规范和政策导向,让任课老师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中来。学校心理健康中心要建立定期联系制度,保持与任课老师的沟通和协调,即时反馈信息和进行指导。学校也应提供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在场所、添置设备、培训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在福利待遇和职称评定中给参与的老师相应的政策优惠。
但必须注意的是,老师在参与的过程中,要调整自己的角色,成为和学生平等的互助者。师生互助计划使师生关系从以老师为中心、上位的主客体关系,转变为平等互助关系,把教师和学生看成同等意义上的“人”。进入这种关系的学生应视老师为朋友,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生活中的伙伴和导师,双方不仅有学业上的交流,更有心灵上的沟通。